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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富勒把官员服从法律作为内在道德中最重要的一个。

由于担心德国可能无法在短期内从战争的阴影中复苏，《基本法》制定者专注于传统自由权，但同时附加上德国应成为一个社会国家这一目标。此外，将宪法条文视为价值表达的观念是对宪法文义解释的背离。

如果存在同样能够实现制定法目的的更少侵犯性的手段，那么该措施将被认为构成对基本权利的不必要侵害，因此将构成违宪。但是，《基本法》无法为基本权利实施过程中可能引发的所有问题提供答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院发展出了对隐私权的保护。与通常的假设不同的是，这两种规范的区别并不在于相应规范的一般化和模糊程度。处于光谱两端之间的地带则是政治过程的自由空间。

实际上，吕特已在民事诉讼中提出该主张。它们并不包含典型的法律规则所具有的常见的具体化程度，也不包含常见的如果—那么结构。然而，对法律的审查和监督是守护宪法的最为关键的环节，而这个环节恰恰由于中立性的丧失使得中国的违宪审查往往会蜕变为违法审查。

另一方面，由于议会作为立法机关，也不太可能会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展开对法律、法规的审查和监督。《1852年宪法》第29条规定：元老院（参议院）对于所有经由政府或人民请愿而提出的违宪主张之行为，也有类似的权力。持此种观点者还有老一辈法学家郭道晖，他也建议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监督依宪治国。而全国人大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本身仅仅有审议功能，审议对象范围是有限的，仅仅能审查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从宪法守护层面来讲，没有宪法解释权，就无法监督宪法实施。摘要: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实施在于具有内在的保障机制，能够防止一切侵犯宪法的现象发生。

显而易见，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威是可以通过行政力量来保障的，而中国守护者基本上是没有力量的。而大清帝国末期的宪法却宣称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因此，决断不需要民主也不需要规范的约束，自由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宪法观损害了决断，会断送国家的统一性存在。除此之外，1799年，拿破仑帝国时期的共和八年宪法和1852年宪法都涉及了关于元老院（参议院）的规定[16]。

谁有权解释宪法，都注定将获得最终的决定权。因此，宪法需要守护者，离开守护者的宪法是不可想象的。鉴于以上观点，法院（普通法院系统和宪法法院）担当宪法守护者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这就需要考虑其他的方案。（二）宪法守护者的历史形态 宪法守护者并不是现代宪法才有的现象，在古典时期的希腊和罗马时期，宪法守护者已经出现。

这样的话，就可以清晰地理解作为主体的宪法与作为客体的宪法守护者之间的价值关系。例如，德国《魏玛宪法》第19条规定的国事法院（联邦高等法院）[10]，《基本法》中的宪法法院[11]，奥地利宪法第六章第二节中宪法法院，《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七章的宪法委员会，《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六章的宪法法院，《日本国宪法》第81条的最高法院[12]，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条和六十七条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因此，中国宪法守护者是一种立法机关模式的。除了构建符合目前宪政秩序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委员会）为守护者之外，还可以借鉴英国以议会为主导，司法机关为辅的弱司法审查模式，构建符合国情的复合式守护者，弱司法审查强调的是法院对立法机关审查的补强，实际上是对议会至上的立法审查模式的一种修正，但司法对于宪法的解释不具有最终权威性，而只是次终性（Judicial Penultimacy） {31}。

2015年新修改的《立法法》继续保留了第九十条和第九十一条的内容，同时增加了备案审查的力度，明确规定备案审查的主动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1958年宪法委员会机构设置法》规定了宪法委员会广泛的职权[18]，但核心的职权在于对组织法与宪法的一致性审查、对国际条约的审查和一般法律的审查。中国宪法守护者的规范性主要体现在《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七条的相关条款，以及新修改的《立法法》相关条款之中。从这里可以看出，施密特的绝对宪法是政治决断和规范的结合。正是这些综合危险源的存在，才需要宪法守护者。弱司法审查的特征是以议会为主导，司法机关为辅助的违宪审查模式，主要存在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但在这些国家内部具体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这主要体现在议会主导下法院权力的差异性，相同的地方在于：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堪培拉地区，法院可以表达它们关于法律合宪性的意见和立场，但是，如果议会对法院的意见和立场持反对意见，法院的合宪性意见就不具有终局性。

反而是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更加符合目前中国的实际，即宪法监督委员会从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构，更多具有政治性质。不同的地方在于司法审查的法律效力高度，以及司法权享有的强弱。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英国议会作为宪法的守护者还受到《欧洲人权公约》和欧盟法的影响，这是英国宪法守护者比较独特的。黑格尔希望把启蒙运动主张的现代自由、新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革命融入到制度化实践之中，同时把自由统一到由国家加以凝聚的伦理秩序之中，以保持政治的统一性、团结和协作。

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成员中除了政治家之外，律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宪法守护者的专业性问题。

因此，人们也称其为，而且确言之常常称其为‘宪法保障{4}，功能主义意义上的宪法守护者也可以等同于宪法保障者。但是，有些国家的宪法守护者仅仅具有形式上的作用，并不能为宪法实施和监督提供应有的守护。最后，宪法守护者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宪法构建的国家并不天然就具有自律性，权力具有天生的压迫性和专断性。

就算出现地方政府敢于违反中央这样的事例，那实际上也属于极端例外的场合不同权力机关之间根据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展开的‘斗法，结果往往只是以效力等级更高的法律来取代行政法规而已，对法律体系的整合性的推理论证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7}，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合宪性审查以及判断标准在本质上始终遵从立法权的自我逻辑关系，并不以宪法解释为基础。法官并不是法律的代言人，从这种意义上说，司法权是没有力量的．只有立法权才是人民主权的载体。

（一）宪法的重要性 宪法需要守护者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宪法的重要性，它是根本性的规范，对生活政治共同体其中的个体有着紧密关系，可以保障他们的权利，实现自治自由和自尊的生活。因此，现代宪法是通过分权和制衡制度来防止权力的恣意的。

相反，根据第48条总统的紧急状态权[25]，施密特认为本条才真正揭示了国家的真正政治本质，即消除了紧急状态的主体才是主权者，对紧急状态的控制，体现了实质意义上的决断。在此种情况之下，可以将守护宪法的任务交给这个专门委员会来完成。

宪法守护者之所以能够守护宪法，关键在于它具备宪法守护者内在的规定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宪法守护者必须具备规范性。很难想象宪法的守护工作是由一群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组成的，这对于他们开展宪法守护工作没有丝毫的益处，这只会降低宪法守护者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形象，而且也不利于宪法守护文化的形成和延续。在联邦地方法院的努力下，福布斯撤回国民警卫队，但这激起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大肆暴动。因此，司法机关充当德国宪法守护者是不合适的。

因此，法院规定性决定了其是最理想的宪法守护者。以上所提到的各类不适当的对象法规，首先是因为违反了宪法，其次才是违法意义上的，这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享有监督权的主体也不同。

但如果法律自身违反了宪法，让制定法律机关审查和监督自己制定的法律，这显然违背了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问题的法官这一原则，这历来是一国法治的重要标准，立法机关对其自身颁布的法律进行自我监督不免会流于形式，是毫无意义的{28}。此调查委员会的启用仅仅针对的是临时性的重大违宪问题，这与守护者专业性要求也是不相符合的。

例如，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宪法对于德国皇帝的制约就是缺乏实效的。宪法为了能够确保顺利实施，发挥实效性，就根据需要设定了适当的守护者。